甲午战争后朝鲜“去中国化” 称中国是世界笑料仓库

从国王到皇帝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1895年10月8日的一大早，一群日本浪人在新任命的日本驻朝鲜大使的指使下，闯入王宫，行刺了明成皇后，并在花园里焚烧了她的尸体。朝鲜国王高宗躲进妃子的轿子里，偷偷逃出王宫，躲进了俄国大使馆中，不论官员们怎么请求，他还是在那里躲了11个月。这一系列事件严重打击了王室的声望，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做了大量努力来扭转王朝的命运以重建国王的尊严和权力。

尽管高宗还在俄国使馆，以前依附于清朝的特征开始被陆续消除了，清朝年号被废除，改用朝鲜开国纪元，定年号为建阳，以1896年为建阳元年。被朝拜了近500年的古代纪念碑“迎恩门”被放火烧毁。迎恩门是1407年朝鲜王室专门为了迎接中国使节修建的，初名迎绍门。1539年，明朝使臣薜廷宠写了“迎恩门”挂了上去，之后称为迎恩门。 “迎恩门”旁边还修有招待中国使节的国宾馆，题名“慕华馆”。1896年在迎恩门的基础上修建了“独立门”（1898年竣工）。慕华馆改名独立馆。

朝鲜从属地位最有力的象征是国王。只要高宗继续维持他的王室头衔，这个头衔在中国皇帝之下，就暗示着一种从属地位。朝廷官员们开始用一系列围绕高宗称呼的变革来消除这种暗示。

他们早在1894年就迈出了第一步。当时宣称国王的传统称呼将上升一个等级，从君主变到大君主，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高宗被称为主上殿下。接着在1896年被称为大君主陛下，每次变化都是在礼仪语言中的一次提升。高宗离开俄国使馆后，官员们和皇家学者们提交了恳求国王加冕为皇帝的请愿书，连续三天，高宗的高级官员们在王宫的庭院里跪上4个小时，根据礼仪提交了9份请求，高宗拒绝了之前的8份，接受了最后一份。

即使在高宗同意之前，“圜丘”的祭坛工程就已经开始了。圜丘为古代天子祭天专用，诸侯不得有，所以是皇帝的权力象征之一。为了高宗的加冕礼，圜丘建造得很快，它的设计延续了北京天坛的风格，三层平台，每层之间由九层台阶相连。1897年10月12日清晨，适当的祭天仪式之后，高宗脱下了王室的红袍，换上了皇帝的黄色龙袍。高宗国王成了高宗皇帝。在成为皇帝后的第一份公告中他确立国号为大韩，1897年定为光武元年。

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1394年。大将李成桂把高丽国王逐下宝座后，向中国皇帝上奏章谢罪，请求册封，当时那个两岁的王朝有两个名字可供选择，一个是“朝鲜”，一个早期王国的名字，曾被中国汉朝打败。还有一个是李成桂父亲的就仕地“和宁”。两个名字被送到北京，明朝皇帝选择了第一个。现在，“朝鲜”这个名字因为与朝贡制度联系在一起被抛弃了，“韩”取而代之，韩可以追溯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古老王国，这个地区明显没被中国入侵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书写体系的改革一样，皇位的确立达到了脱离“中央王国”的作用。称帝仪式给这个国家创造了一种转喻象征:高宗如今可以宣称和北京皇帝具有相同的地位，大韩帝国也和大清帝国拥有相同的地位。1899年，安徽按察使徐寿朋出使朝鲜，所持国书中写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清朝正式承认其独立。

中国的报纸《万国公报》在描述这一事件时采用了“称帝”这个术语，而不是即位。前者暗示在帝国范围内不合法的篡位，而后者表示个人获得上天的指定，合法登上王位。朝鲜的《首都公报》的编辑们说:“我们嘲笑中国作者的这种自我抬高，说明他们依旧陷在宋朝儒家的迂腐理论中。”但是这些迂腐理论也正是朝鲜人在帝国的仪式中所采用的。而《首都公报》的编辑们试图将帝国头衔的选择与这些理论区别开来。他们说:“难道他们不知道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按照他们所渴望的那样建立自己的国名吗？”这段针对《万国公报》的文字完全用繁体中文写就，没有任何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