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波音创始人之一：中国人王助

一提到中国的航空工业，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冯如，但我下面说的这个人，其成就绝对在冯如之上，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他被历史尘封，不为人所知。他叫王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才生，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波音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

王助，我国早期出国留学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并有突出成就的飞机设计师和制造技术专家，曾任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他亲自设计并监制“B＆W—C”型水上飞机，成为波音飞机公司制造成功的第一架飞机并以开辟美国第一条航空邮政试验航线的飞机而载入史册。王助回国后，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正规飞机制造厂——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他倡议与筹建中美合作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抗日战争期间，他组建了中国航空研究院，亲自参与研制成多种竹木复合结构的飞机部件。他是我国近代航空工业主要的奠基人之一。

王助，字禹朋，1893年8月10日出生于北京，因八国联军入侵，举家避难迁回原籍河北省南宫县。幼年就读于南宫县立小学。12岁高等小学毕业，正值清廷兴建海军，他考入烟台海军水师学校。16岁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9年8月奉派赴英国学习。他和巴玉藻、王孝丰、曾治经等9人由清廷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在出洋考察时带往英国。1910年先入阿姆斯特朗海军大学就读，又进维克斯工厂实习。1912年暑假，与巴玉藻一起凑了2镑钱，到离厂不远的温德梅湖上，跟飞行家波特飞行了一次，从此他们就与航空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后来又进入德兰姆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5年毕业后留在英国监造我国订购的“应瑞”与“肇和”两艘军舰。因欧战战火蔓延，王助和巴玉藻等4人奉命转赴美国深造。

到美国后，先学习飞行技术，9月进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在课程十分繁重的条件下，王助与巴玉藻仍主动去寇蒂斯和通用等飞机工厂实习，而且非常认真，从设计、制造到钳工、锻工等技艺无不刻苦锻炼。他们经常深入车间，有时搞得一身油垢。这种认真踏实的作风，一直贯穿在他们毕生的工作中。他们在学业上也非常刻苦，成绩优异，1916年6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第二期毕业生，王助、巴玉藻、王孝丰3人均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16年元旦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称帝，当时全国声讨，国内政局动乱，留学生经费无着落。王助等人为自谋生计，也为积累工作经验，毕业后应聘去美国各飞机厂工作。

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创办人威廉·波音（WilliamE．Boeing）原是西雅图市的木材商。1914年7月，在一次飞行表演活动中，他有幸乘飞机上天，结果使他对航空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热情，并专程去洛杉矶的一所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后来，他与好友韦斯特维尔德（GeorgeConradWesterve1t）共同制造一架水上飞机“B·W—1”型，由波音本人驾驶试飞成功。

1916年7月，威廉·波音正式成立了太平洋航空器材公司，但“B·W—1”型飞机始终无人问津，美海军部因发现这种飞机升空后有某些故障而不愿意订货。1917年，韦氏因返回海军参加欧战而离开西雅图。波音于1917年4月把这家公司改名为波音飞机公司。王助是韦氏的同班同学，被聘为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经过多次改进，王助设计出一架双浮筒双翼的“B＆W—C”型水上飞机，成功地通过了试飞。该机作为波音公司制造成功的第一架飞机和开辟美国第一条航空邮政试验航线的飞机而载入史册。美国海军部认为这种飞机兼具巡逻艇和教练机的双重功能，一次就订购了50架，新成立的波音公司从此开始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

王助和巴玉藻的实践经历和成就，使他们得以路身于美国航空界先驱者的行列。王助本来可以在波音公司继续工作，干出一番大事业，但他很快离开了。起因是“B＆W—C”型水上飞机试飞时，由于美国军方的种族偏见，不让他进入试验现场，他因此愤而辞职。他和巴玉藻等这批有才华的青年早已立志回国建厂，要为自己的祖国设计和制造飞机，于1917年冬毅然回国。王助他们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王助等回国后，即向海军部提出创办一个小规模飞机制造厂的建议。1918年2月，海军部批准在福建马尾海军船政局内，创办了我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后改称为海军制造飞机处。任命巴玉藻为主任（处长），王助、王孝丰、曾治经为副主任（副处长），并批准了开办费5万元。由于当局者对制造飞机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且购买外国飞机还可以取得回扣，因此制造飞机的计划和经费极难批准，原批准的开办费始终未曾拨下。在这种条件下，飞机制造根本无法按计划进行。王助等人利用原有造船的机器设备，集中优秀技工，进行专业培训；筛选国产材料，测试物理性能；吸收欧美技术，改革创新；殚思竭虑，闯过道道难关，终于1919年8月为中国海军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1号”初级教练机。试飞时因操纵不当，飞机失速侧滑坠水，人存机毁。飞机工程处第二年又制造出同型飞机一架，顺利通过了试飞。以后每年设计新机1～2架，从1918—1930年的12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我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使马尾成为中国初期航空工业的摇篮。

由于飞机工程处重视质量和人才培训，飞机的制造水平不断提高，性能并不低于同时代欧美各国的产品。例如，1928年7月制成的“海鹰”和“海雕”号水上鱼雷轰炸机，总重2500千克，最大时速180千米，最大飞行高度3800米，爬升率为161米／分，装有机枪机炮，携带炸弹8枚后还能带鱼雷。1930年制成的“江鸿”号飞机，曾由福建马尾飞至汉口，经受了长途飞行的考验，显示了我国当时较高的飞机制造水平。正如巴玉藻在演讲中说过：“我们飞机的各部分在这10年中经了不少次的改良，我们从不肯使我们的出品在制造上落在西洋出品之后，这一层我自信勉强的做到了。我这20几天所看到的各国的木质飞机，实在没有比我们强的地方，……所以我敢说在质的方面是成功的。”巴玉藻又说：“我们这个厂在质的一方面是成功，在量的一方面可说是失败。因为我们是没有资本的，并且很不能当营业性的事业做。”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科学技术的发展屡受掣肘。飞机工程处虽多次呈请上级拨款扩充设备，以进行批量生产，均未获重视，众多的优秀技术人才也难以很好发挥作用，我国初创的航空工业也就得不到发展和壮大。

1922年8月，王助与巴玉藻合作，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动机库——浮坞，由上海江南造船所制造成功，解决了水上飞行停置和维修的难题。浮坞建成后，曾在长江上使用，性能良好，效果不错。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9月19日，海军飞机工程处奉命改为海军制造飞机处，巴玉藻仍任处长，王助则调往上海海军总司令部飞机处任处长。

1929年5月，美国寇蒂斯·赖特飞机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创立我国第一家民航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事有凑巧，美方驻沪代表兼公司董事的正是王助的同学韦斯特维尔德。韦氏找到王助，请他与其共事，王助欣逢知己，愿为中国民航事业开创前途，遂受聘中航任总工程师，在上海龙华机场负责飞机组装与维修。中航公司以客货空运为主，让王助难展宏才。

1928年8月，巴玉藻奉命赴柏林参加国际航空展览会，并考察德、法、英、比各国航空事业。1929年初，经日本回国。巴玉藻返回马尾不久，突患脑疾，于1929年6月不治而卒，终年不满37岁。风华正茂，赍志以终，令人痛惜。经名医诊断为脑中毒，疑遭外人暗算。

1929年9月，海军部复调王助回马尾，继任海军制造飞机处处长。1930年又先后研制出“江鸿”、“江雁”号高级教练机。继任两年，王助在提高飞机性能上有所建树。

1931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海军制造飞机处从马尾迁往上海，入江南造船所，并扣除该处经费。王助对此甚为不满，因而辞职转入中国航空公司任总工程师，后又调入军政部航空署任上校参事，这是当时航空署最高的技术级别。

1933年8月，航空署隶属军事委员会（1934年5月改组为航委会），议定筹设杭州飞机制造厂，并在上海成立了建厂筹备处，后迁往杭州办公。王助倡议与外国厂商合作建厂，以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当时的三大空军强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分别谈判，欢迎他们来中国合资建厂。王助和钱昌祚、朱霖等人以中国技术专家身份参与和三国飞机制造厂商签订三项合同的谈判和签约。与美国合资经营的是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CentralAircraftMfg．Co．Hangchow），简称中杭厂，厂址选在杭州笕桥。

1934年6月底中杭厂建成投产，王助被任命为第一任监理，是中方的最高负责人。他在任3年期间，中杭厂修理、组装和制造飞机235架，其中包括“道格拉斯”教练机、“霍克—Ⅱ”和“霍克—Ⅲ”战斗机、“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和“诺斯罗普”轻轰炸机等。中杭厂是旧中国历史上修造飞机最多和最着名的一个飞机制造厂。中杭厂出厂的飞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深受空军的赞许和信赖。中杭厂还为我国早期航空工业培训出一批素质较好、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中杭厂的成就是与王助的监督和指导分不开的。

王助为人正直，工作严肃认真，办事很有魄力。他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及时解决技术和管理上的问题。在美国人眼里，他也是一位技术权威。他仪态严峻，却心地善良，肯帮助别人，又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十分随和。每年春节，他总邀请许多单身技术人员到家里去吃年夜饭，饭后他还陪大家尽情欢乐直至天明。因此，他不仅受到美方人士的尊敬，也深受中方员工的爱戴。

1937年3月14日，日军首次对览桥进行轰炸，中杭厂无法继续生产，王助根据航委会的指示，部署后撤。同年9月，中杭厂迁到武汉。1938年春，中杭厂开始恢复生产，王助却被航委会调走，并同黄光锐一起被派往莫斯科，商谈中苏合作事宜。全厂员工对王助的调离，都惋惜不已。

1938年10月25日，武汉被日寇占领。航委会于1939年1月后撤至成都。7月，中国航空研究所在成都建立，航委会副主任黄光锐兼任所长，王助任副所长。研究所下设器材组、飞机组和气动力组，王助兼任飞机组组长。所长黄光锐是空军副总司令，从未来所办公，王助是实际上的负责人。研究所在王助的领导下，先后研制成国产层板、蒙布、酪胶、油漆、涂料等，创造出以竹为原料的层竹蒙皮和层竹副油箱，研制出以木结构代替钢结构的飞机，解决空军之急需。1941年8月研究所扩充为航空研究院。黄光锐仍兼院长，王助任副院长。研究院下设器材及理工两个系，理工系主任由王助兼任，分管气动、结构、设计、试飞及动力5个组。王助除主管院务和研究工作外，还亲自参加飞机设计工作，他每天都要到各设计组去查看和指导，自己的办公室内就有一张很长的绘图桌，放着一张比例为1：5的飞机总体布置图，他亲自进行总体布置和设备协调工作。在选材上也尽量立足国内，利用本院的研究成果，以国产木材代替进口钢材，用国产生漆作防腐涂料，层竹的制作是先把竹片劈得很薄，编成竹席，然后把几层竹席按不同方向胶在一起，制成薄竹板，称为层竹，用来制造油箱、机翼和机身的蒙皮，代替铝合金蒙皮等等。航空研究院在王助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利用国产材料研制出大批急需的航空器材和备件，还研制出多架独特的飞机。

（1）研教—1型教练机：双翼、木结构机身、蒙布机翼。经过地面试验和空中试飞，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原准机机身为钢结构）。

（2）研教—2型教练机：单翼、竹木复合结构，飞机蒙皮全用层竹。经地面及空中测试，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并已交有关工厂生产。

（3）研教—3型教练机：单翼、V字尾、竹木复合结构，V字尾为当时新颖布局，王助对此有专题研究。

（4）研运—1号滑翔运输机：有效载荷为30名全副武装的伞兵及正副驾驶员2名，也可以用来运货，是一种无动力以隐蔽方式进入敌后的运兵运货两用滑翔运输机。在二战中德国曾有此先例，但只能装运10余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而王助研制的这架滑翔运输机可载运30名伞兵，可谓巨型滑翔运输机了。可惜1946年初研制出来，抗战已经结束，未能发挥预想作用。该机除起落架、仪表及操纵系统外，全部采用竹木复合结构，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在中国航空史上乃至世界航空史上都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创举。

1946年初，滑翔运输机制成后，王助向空军申请飞机进行拖飞和空中滑翔试验，适逢航委会大改组，研究院改属航空工业局领导，研究院工作不受重视，王助于是辞去副院长职务，复回中国航空公司任职（该机在1947年试飞）。

1947年，王助出任中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的主任秘书。1949年5月，国民政府命令中航公司迁往台南。11月，“两航”起义后，王助接任中航公司总经理职务，并转往台湾（这大概就是他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吧）。后因滞港，飞机转让给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王助遂在台南隐居。

1955年，王助应聘去成功大学任机械工程系教授，讲授航空工程。年逾古稀的王教授，每去学校，均以步当车，其敬业精神，极为同仁和学生所敬仰。在任教10年中，为备课和研究工作，常深夜不眠，健康逐渐衰弱，经医生检查发现肝炎严重恶化，咳血不止。1965年3月4日在台南病逝，终年73岁。

王助一生，任劳敬业，成果卓着，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航空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是我国航空工业杰出的奠基人。

王助编写了《飞机设计手册》、《航空名词草案补遗》、《航空研究院简史》、《中国航空公司简史》等专着，并发表了《航空人员之体重与身高》、《飞机之V字尾》、《高空马力因子》、《等值杂项阻力系数》等研究报告。

王助妻子萨圭申是清末海军大臣萨绩冰之孙女，将门淑女，雍容华贵，伉俪情深，惜膝下无嗣。巴玉藻将爱子钟英过继给好友王助为义子，更名王钟英。钟英时尚年幼，王助精心抚养成人，先送钟英入重庆中央工专，并入航空研究院工作，后助钟英考入中航公司继承父业。1949年钟英赴台侍奉义父母至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