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全民做贼的年代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全民皆偷的时代。那时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长在地上的庄稼只要能吃就开始偷了，偷玉米、偷瓜果、偷蔬菜，甚至偷鸡摸狗。偷是社员们求生存，免饿死的无奈的自救手段。

由于劳动分配不合理，工分分得东西又很少，收的大部分粮食都要先交爱国粮，一般社员家里的粮食大都不够吃。经过一九六零年饥饿大灾荒的教训，社员们都饿怕了，于是都先下手为强，偷到手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所以公社时的小偷小摸特别多。那时流行这样的民谣：“十个社员九个贼，谁不偷饿死谁。”“社员吃地里，干部吃囤里”“社员见社员，两眼泪涟涟”。

那时还有句顺口溜：队长搂（公开占有）、会记勾（作假帐）、保管偷、社员缝大兜（往家装粮食）。

社员白天看着都是好人，天一黑就都成了偷儿。麦熟偷麦、稻熟偷稻，没有锅就用坛坛罐罐煮。一家人煮的煮，放哨的放哨，水开十来分钟赶快把明火熄掉，余火一焖，麦饭焖开了花，吃起来奇香无比。但是被逮住就很难看，端着被烟熏黑的坛坛罐罐站在食堂的方桌子上挨斗，斗完了还要扣粮。

女人们挖猪菜时，篮子下面都是蔬果等能吃的东西，我的一个妗妗在帮邻居絮棉花时甚至把人家的棉花藏在裤裆里，带回家来。生产队的牛也得看着，不然的话给牲口备的精料一转眼就被人弄走了。

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描述了知青偷鸡偷菜偷粮食的内容。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在知青中十分普遍。作家老陈，曾在博文中回忆下乡知青的“百鸡宴”，那时的老乡们都把知青称为“不走的土匪”。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那时农村对于小偷小摸，谁发现了也不管，都睁一眼，闭一眼，怕弄不好成为又一个刘文学。再说谁没偷过？如果有谁敢说他从来没拿过公家的东西，那就是个超人！饥饿把良民都变成了贼。

六十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的妈妈在禽蛋厂上班，一天，这位母亲从厂里偷了两个鸡蛋，她把鸡蛋放在头顶上，用长发盘在里面。倒霉的是，一个好姐妹跟她开玩笑，说着话拍了她脑袋一下，鸡蛋碎了，蛋液流了一头。被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发现了偷盗行径，立马被剃成光头开会批斗。那些日子，我同学上学来，低着头都不敢看人。

文革时，电建公司有个家伙被刑拘，其罪名是偷盗国家粮食。他的手法很简单——平时经常到粮店里转悠，以查看大米好坏为由，抓一把大米在手里假装看看，趁没人注意，把手一扬，大米就顺着袄袖流到腰里了。这样反复几次，一天吃的大米就偷回家了。家里缺少酱油或者醋，就拎个李玉和用过的那种大牛腰子饭盒，到饭店里，花6分钱买一碗豆腐脑，顺便把桌上预备的免费酱油全倒进饭盒提溜回家，平常吃的酱油钱也省下了。这混蛋偷得时间一长，就被人发现了，一次人赃俱获，被判刑三年。

我在电建公司工作时，每个木工下班，都要驮一麻袋刨花，麻袋的刨花里塞得都是木头，甚至是锯好、刨好的木料，回家就能做些小家具。有一个师傅，竟然利用每天偷回家的木头，半年后做成了一个立柜。一次我去他家，他向我炫耀他的技术，原来两米高的长料，他都是用短料开榫接起来的，我不得不叹服他高超的技艺。

后来才听说，卷烟厂的工人们每天下班时，把饭盒洗干净，擦干净，然后在里面装满香烟，夹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大大方方地扬长而去。

粮库的工人们每天下班时，衣兜、裤兜、鞋里、裤子的卷边处都是粮食。

棉纺厂的女工偷布；毛纺厂的女工偷毛线，也都不是稀奇的事情。大家都是党的人，党是我们的妈妈，妈妈有啥，我家就有啥，儿女偷妈妈的还算偷吗？

那时不仅食堂管理员是贼，炊事员更是贼。他们趁人不备，把好肉扔进泔水桶里，下班时从泔水桶里捞出，拎回家去。据传，炊事员偷油需要特殊技巧，他们先把油倒在一个碗里，放在面案子上，然后吸气弓腰把肚皮贴上去，再用宽布条勒紧。这样就可以轻轻松松，不显山不漏水地就把一大碗油带回家里去了。

文革时，包头街上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自行车上都没铃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流行起了偷铃盖。为了预防万一，很多人停车时都把铃盖拧下来装进口袋里。一次我去包钢去看同学老苗，自行车放在楼下，忘了往下拧铃盖，一会儿下楼就发现被人拧走了，我气愤至极。与老苗一个宿舍，外号叫“二毛毛”的后生说：“韩哥，你上楼歇一会儿，我给你拧去，圪泡们敢朝爷们下手，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到半个时辰，二毛毛提回一书包铃盖来，说：“够了吧，不够我再去拧！”我惊恐万状，只拿了一个，剩下的都塞在老苗的床底下了。

每逢周末，我和老景就去包钢轨梁厂看望老苗，遇上月底囊空如洗时，老苗就会打发二毛毛去厂区的蒸箱偷饭。二毛毛每次带很大一个书包，他趁人不备，逐一打开查看，凡有好吃的东西，他都会搜罗回来。记得在老苗的宿舍，空饭盒扔的到处都是。

文革后期，偷军帽十分流行。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发展到了街头巷尾明目张胆地抢军帽。文革前，中国上演过两部意大利电影，一部是描写妓女的《她在黑夜中》，另一部是《偷自行车的人》。其实，这两样东西在呼包都有，“她在黑夜中”的叫“暗娼”，人数不多，比不过改革开放。但“偷自行车的人”却是今不如昔，毛泽东时代更普遍。我的一个朋友至今总共丢过三辆自行车。他说，有时锁两把锁都无济于事。

我在农大读书的时候，老师们住的都是筒子楼，不是独门独户，卫生间都是共用的，做饭就在楼道里。很多家庭为了生活方便,就在家门口摆一个小柜子，用来放油盐酱醋。有一回，周老师下班回家准备做饭，结果发现小柜子被人撬了，丢了一瓶油，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小的小偷了。

1977年，我去天津出差，因为旅店床位紧张，睡在天井里的加床上。那天因为白天跑累了，睡得太沉，醒来才发现，皮鞋和袜子都被人偷走了。估计是邻近的人早晨退床，顺手牵羊地拿走了。幸亏我把衣裤压在枕头下面，否则，就得穿着裤衩回家。那时买衣服是要布票的，被小偷偷走衣服后是没人送衣服给你的，给了你他穿啥？我后来穿拖鞋到对面的商店买了一双解放鞋，才算解围。

当然，变相偷窃的坏事我也干过，偷窃有时也是老百姓的智慧。比如我那时去买白糖，从来都是只买一斤，售货员就在白糖一栏写下“1斤”。回家之后我在“1”的两侧各加一点，再另加两横，于是变成了“半”字。下一次我再买一斤，又如法炮制。就这样一斤改半斤，算下来，每月可以买到三斤半白糖。现在你要是骂我，我也认账，因为人穷了，什么招数都能想的出来。

那个时候，人们往往几厘钱也要算计。比如两毛四一斤的东西，有人就一两一两地买，买一两是二分四，这时，四厘按四舍五入就给免了。没办法，这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逼出来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呀。

那时有两个笑话在人们中间流传：

一

有人问：“到什么时候才没有偷盗现象呢？”

有人回答：“到共产主义就没有人偷了，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一切都被偷光了。”

二

某公社一社员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和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

“没有油啊。”

“那就煮！”

“没锅。”

“烤鱼！”

“没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