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恐怖的文字狱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语言悖逆”，被斩立决。(同上书，第五辑，程明諲代作寿文案)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未注意，招致大罪者，不可胜数。有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出来，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
　　
还有不少文字狱案件，因向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而犯了忌讳，竟招来杀身之祸。乾隆四十四年，直隶容城一个江湖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终于被处斩。(同上书，第四辑，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书案)。
　　
类似的例子很多，无须一一列举，我们已能明白文字狱是怎么回事了。
　　
不过，文字狱也有减少的时候。乾隆末期，由于朝政日益腐败，各地民变蜂起，清廷忙于镇压，无暇拿文字上纲上线、专心整人，故文字狱反而稍有减少。但即使如此，直到清末，文字狱仍然不绝如缕，1903年，还发生了着名的“苏报案”，兹不赘述。

四、空前规模的图书禁毁删改运动
　　
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弘历又以敇修《四库全书》为名，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在全国大规模开展“寓禁于征”的图书征集和查办禁书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将一切“反清”禁书连同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显然要比用“文字狱”单个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如果说文字狱是赤裸裸、血淋淋的文化大屠杀，那么统治者借修纂类书之机对天下图书进行大规模禁毁，就是一种疯狂的文化暗杀行为。
　　
这场历时二十年的图书禁毁运动查禁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禁毁之彻底，触目惊心，超过秦始皇“焚书事业”千百倍!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民族问题的书籍，特别是有关明朝历史、人物传记及各种着作，统统禁毁!不仅政治文化书籍要禁，就连《几何原本》、《天工开物》等纯科技着作也不放过;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明代文献要禁，就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宋辽金元的文字也都要动手。尤其是明末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着作均在查禁之列，而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甚至连弘历之父胤禛的作品《大义觉迷录》、曾祖父福临的作品也成了禁书。明人选编、评注的唐诗选集，如《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等书也都在禁毁之列。几年时间，全国禁毁书籍竟达3100多种、共15万多部，销毁书板8万多块，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数量相当。例如，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历史文献，竟在中国消失二百多年之后，才从日本复制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