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恐怖的文字狱

　　
未被焚毁的古籍、名家名作，虽然收进《四库全书》，但许多却经过《四库》编纂者大肆删改、剜除和抽换。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例如，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名句中的“胡虏”、“匈奴”被认为犯忌，于是就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多么别扭!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金人占领长淮之后的惨状曰：“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被改作“凋零”。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耻于向戎狄称臣，大犯禁忌，被改作“挽雕弓”。辛弃疾《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做惯了奴才的《四库》馆臣感到用小名称呼帝王是“大不敬”，遂改为“宋主”这样的敬称，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可惜此处的格律应作“仄平”，而“宋主”二字连“仄”，竟不合律!
　　
满清统治者篡改历史，矫饰本朝，害怕人民议论，因而极力压制言论自由，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统治者的自卑心理作祟。作为从关外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从康熙到乾隆三代君主都深知满族的文明程度比不上汉族。这种文化落后者的现实处境，使统治者心里隐隐然总有一种自卑感。他们入主中原之前，一直被中原视为“胡”、“戎”、“夷”、“狄”;向明王朝纳贡称臣的历史也使清朝统治者莫名地心虚、自卑和恼怒。即使尊为皇帝，也害怕臣民腹诽谤议，讥讪朝纲，不得不对触忤本朝的言论大加禁绝。一般说来，统治者内心如果存有某种罪恶感和自卑感时，就会神经过敏，认为别人的只言片语都是故意针对他的，于是恼羞成怒，伺机报复。朱元璋自卑于做过和尚，难怪看见“殊”、“光”、“亮”等字也要杀人;满清统治者自卑于出身“夷狄”，所以容不得人说“胡儿”、“楼兰”等字眼，到乾隆时更发展到病态的猜忌和恐惧，所以连犯忌的疯子也要逮捕问斩。
　　
二是禁绝异端以巩固其统治。专制政治的性质不允许言论自由和与统治者不一致的思想存在。所以历代统治者普遍采取消灭异端学说、灌输正统思想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利于专制统治。“子产不毁乡校”成为数千年间统治者仅有的一桩“开明”佳话，更多的则是文化专制的极端做法。秦始皇“焚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不必说。明清时代，文网更严。朱元璋多次昭示士人，必须“一宗朱子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又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程朱注释为标准答案，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何乔远《名山藏·儒林记》)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成为钳制思想的利器。清代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专制，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民间书商只许翻印朝廷规定的科举书籍，违者从重治罪。一切诗文着述和思想言论，不论有意无意，只要犯了禁忌，必兴文字大狱，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凡“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例》)乾嘉时期的学者王芑孙说：“自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卷3，《洴澼百金方》序)在文字狱和禁书造成的恐怖气氛下，藏书就等于掉脑袋!
　　
正当乾隆皇帝实行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大兴文字狱、禁毁图书的时候，西方世界正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当时恰值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一系列技术发明和创造。例如，1733年，英国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大大加快了织布速度;1764年，纺织工哈格理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十五年后又制成了改良蒸汽机，为工业时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政治文明方面，早在1215年，英国就颁布《大宪章》，君权受到法律限制，民权有了法律保障。1689年，英国进一步确立了《权利法案》，结束了专制政治，代之以民主政治;1748年，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创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并与卢梭等人提出“天赋人权”说;1776年7月4日，美国通过《独立宣言》，脱离英国统治而建国，实行三权分立和总统选举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人民选举元首的国家;1789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每届任期四年，第二届任满后，华盛顿主动让位，不再连任，以后形成惯例;同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这些光辉文献，充分体现了“天赋人权”的学说。而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制度极端残酷，所缺少的正是起码的人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