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恐怖的文字狱

　　
科学教育方面，我们随便举出几件大事。早在1636年，英国牧师约翰哈佛已在波士顿创建了美洲第一所大学——哈佛学院，后来改为哈佛大学;1669年，担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的伟大科学家牛顿，发明微积分，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取得数学、力学、天文学方面一系列辉煌成果;1701年，着名的耶鲁大学在北美洲纽黑文诞生;1755年，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建立;1780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17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
　　
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国全部茫然不知。统治者只顾把维护和加强专制统治作为第一要务，不断制造文字狱，查禁图书，采用种种严厉手段禁锢思想;知识分子只好匍匐于极端专制统治的淫威之下，背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避文字之祸。专制统治将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洗成白痴，中国岂有不落后挨打之理!

五、文字狱的野蛮性质和巨大危害
　　
从数不胜数的文字狱中可以看出，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文网极端严密，思想禁锢极其厉害，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和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字狱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它和我们前面谈过的科举制度都是为了禁锢思想、维护专制统治，但方法手段不同。如果说科举制度是“胡萝卜”，那么文字狱就是“大棒”。文字狱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危害，应该看作是极端专制制度的巨大危害。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政治是灵魂，文字狱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和具体表现，也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手段。它伴随君主专制制度而产生，并与君主专制制度成正比发展。明清时期，中国君主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字狱也达到空前兴盛的地步。所以，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范围之广，近代超过古代，就像明清的君主专制程度超过秦汉一样。
　　文字狱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贵族与平民的中间阶层，既可以进入统治集团，为专制统治效力;也可以沦为被统治者，用文字批评朝政，甚至鼓动民众造反。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采取恩威并重的两面政策，一面用高官厚禄引诱;一面用血腥屠杀威慑。而对知识分子血腥屠杀的借口便是文字的禁忌——在对方的文字中找罪状、兴大狱，以树立君主绝对权威、维护专制统治。中国专制君主的权力始终不受限制，所以能够任意杀人，而文字狱只是君主杀一儆百、铲除他所不喜欢的臣民最方便的借口和手段。
　　
由于专制统治者对文字狱很感兴趣，有告必查，所以一些不逞之徒故意摘引仇家文字，借以报复私仇;甚至自制犯禁文字，填上别人名字，栽赃诬陷，以图敲诈勒索，如果遭到对方拒绝，便向官府直至朝廷告发，致使诬告之风盛行，坏人乐不可支，好人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文字狱案件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一般刑事案件，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绝大多数不判死罪。而文字狱案件往往是先有特定的铲除对象，该铲除对象又没有任何罪行，于是就挑剔他的文辞细故，从中查找罪证，且每一文字狱都被定为“叛逆”、“诽谤”性质的政治案件，绝大多数要被判处死罪。
　　
文字狱案件几乎都是冤假错案，罪名是从作者的文字中深文周纳、无限上纲、百般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文字本是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会“有罪”，因而才构成文字狱。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一大堆问题。我们以上讲述的大小文字狱，纯属曲解文意、吹毛求疵的冤案。统治者硬要给人寻找罪名，不管你多么小心谨慎，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只要是笔下写出来的——大至几十本的专着文集;小至一篇短文、一封书信、一首诗甚至一个字、一句成语的断句，以及戏曲、音乐、绘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不论是自己创作的，还是传抄别人的、甚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都可以作为文字“诽谤”的罪证。
　　
文字狱“案犯”遭受的刑罚是极其残酷的。一旦陷入不可理喻的文祸，总是被逮捕、抄家、坐牢、受审、重判，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除了一小部分“幸运”的正犯被判终身监禁、流放充军之外，绝大多数惨遭斩首挖心、碎剐凌迟之祸!如果“案犯”早去世了，不免还被挖开坟墓、剖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祸，株连极广，所有亲属家族，不管知情与否、识字与否，都得“从坐”甚至满门抄斩!只要稍与“案犯”沾边就会受到株连，一案动辄逮捕数百人。其实，清代并没有惩治文字犯罪的正式法律，但有“大逆”罪的判例。遇到文字狱，就援引“与大逆无异”定罪。(张友鸾《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载2005年第6期《炎黄春秋》，第77-79页)“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大清律例·刑律》卷23，《中华律令集成》清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文字狱一旦构成，就意味着血淋淋的灭门惨祸即将发生。所以一人被捕，常常举家自杀，以免遭受酷刑，身首异处。之所以如此残酷，就因为专制统治者完全拥有以个人好恶决定别人命运的无限权力，可以随意杀人!
　　
文字狱的罪恶是显而易见的。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极力压制言论自由。从焚书坑儒的秦代，到极端专制的明清，文字狱愈演愈烈，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遭到摧残，民族为之失去活力!就连鲁迅先生也作诗感慨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鲁迅《题〈呐喊〉》)谁能肯定文字狱不是阻碍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
　　
世界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摆脱封建制度束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中国强势的极端专制制度，始终有力量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等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罗列罪状、滥杀无辜，以维护专制统治，结果造成举国“万马齐喑”的僵死局面，宁不阻碍社会发展进步?
　　
专制统治者毫无理性的严密禁忌和血腥恐怖之下，全社会思想受到禁锢，人文精神几乎泯灭，民族灵性日渐丧失。明末文人张岱抨击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张岱《石匮书自序》)而“有清一代”更是每况愈下，洵如晚清文人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由于文字之祸过于普遍和严酷，知识分子小心翼翼，竟然“以文为戒”，不敢发表见解;做学问只好把功夫用在远离现实政治的考据学上，不敢过问现实;与人交谈，互相戒备，只说无关紧要的废话套话，不敢涉及政治，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酒店茶馆大书“莫谈国事”，唯恐祸从口出、殃及全家。难怪国人变得麻木，遇事只当“看客”，中国社会能不落后吗?
　　
在这种极端严密、恐怖的思想言论禁锢之下，文人读书做文章动辄惹来杀身之祸，从此胆怯了，也学乖、学聪明了，遇事少说为佳，不敢关心国家大事，只好纵情声色，放浪形骸，麻醉自己，远离现实，丢掉气节，俯首为奴，其思想、智慧、胆识和创造力受到严重束缚。即使说话写东西，也只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变成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人民当家做主，而奴才文化竟然大行其道!银屏之上，一场场“皇上英明、臣罪当诛”的正面大戏滚滚而来，直让专制时代再现辉煌!更有轻佻学者论史，故作“宽宏大量”风度，每以“能够理解”为辞，公然替封建专制帝王的罪恶辩护，是非颠倒，漠视民意，业已引起公众强烈愤慨。
　　
例如，被掌掴的某学者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竟替罪恶的文字狱屡屡辩护说：“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康熙帝亲自处理的《南山集》案，和四辅政大臣处理的‘明史’案相比，略为理性，略为慎刑，体现了康熙帝为政以宽、为刑以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漫长的处理过程，最后还是理胜于情、法胜于理，仅处死戴名世与方孝标(已死剉尸)两个人。这样一来，‘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康熙末年的这件文字狱，比起初年的庄氏史案，实在‘格外开恩’，处罚很轻了。康熙帝不想得罪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借以表现他个人的威中有恩”。(阎崇年《康熙大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1页)他还说：“大兴‘文字狱’是不好，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但是，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见赵武明《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阎崇年》，载《兰州晚报》2005年10月20日A27版)这些话充分肯定了文字狱的巨大历史“功绩”，赤裸裸为文字狱歌功颂德!真不知以文字狱手段冤杀无数知识分子的康雍乾们地下有知，将会如何厚赏我们的奴才学者!
　　
林语堂先生曾经感慨说：奴才本身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利益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却具有着统治阶级的意识，要在动物界找到这么愚蠢的东西几乎不可能。文字狱作为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千古梦魇，任何时候都是野蛮政治的手段，而不是文明政治的表现;任何时候都只对专制统治有利，而对民族发展进步事业是巨大灾难，岂能为之大唱赞歌?现代民主、法制和人权制度是防止一切专制政治及其文字狱、保障人民享有充分民主自由与合法权益的唯一正确途径。我们的文化历史学者应该为此呼吁，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