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恐怖的文字狱

　　
隋唐时期借文字杀人的冤案也不绝如缕。如隋炀帝借文字之故诛杀薛道衡、王胄;武则天逼杀儿子章怀太子李贤，也是拿文字问罪;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刘希夷、顾况、贾岛等，都是诗文祸的受害者。韩愈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言之凿凿，就是文字惹的祸。
　　
宋代的文字狱已不像前代那样小打小闹，而是大动干戈了。北宋苏轼曾因几首小诗，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谤讪时政”，入狱近五个月，史称“乌台(御史台别称)诗案”。友人文与可劝诫苏轼曰：“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文字狱起，知识分子自然缄口沉默，不敢开口。如此这般，岂是民族之福?
　　
金皇统九年(1149年)四月，风雨大作，造成特大天灾，金熙宗“欲下诏罪己”，乃命“翰林学士张钧视草。(张)钧意欲奉答天戒，当深自贬损，其文有曰：‘惟德弗类，上干天威’及‘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参知政事萧)肄译奏曰：‘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孩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卫士拽(张)钧下殿，榜之数百，不死。以手剑剺其口而醢之”。(《金史·佞幸列传》)“醢之”就是剁成肉酱!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被掳48年而早已削发为僧的宋恭帝赵显，做诗怀念故国：“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被元英宗赐死于甘肃河西。
　　
大规模的文字狱起自猜忌成性的朱元璋。他阁下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当初有犬鹰“诸臣”对朱元璋说：“文人善讥讪，如张九四(张士诚)厚礼文儒，及其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顿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朱元璋“顿生疑忌”之后，注意浏览臣下奏章，还真发现很多“问题”。例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四字，无非是称赞朱元璋以身作则、为国家建立法度。而神经过敏的朱皇帝却认为，“作则”是暗骂他“做贼”，将其诛杀。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同上书)其余凡用则字者，也都遭此下场。
　　
西僧来复，作谢恩诗，其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意思是把朱元璋比作贤君唐尧，而他这个域外之人，还自愧没有资格颂扬唐尧呢。而朱元璋却说：“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亦“遂斩之”。(同上书)
　　
朱元璋的许多文字狱莫名其妙，纯属不可理喻、暴戾淫威之体现。诸如“垂子孙而作则”、“仪则天下”、“建中作则”、“睿性生(僧)智”、“圣德作则”、“寿(兽)域千秋”、“遥瞻帝扉(非)”、“取法(去发)象魏(取天下的手法像曹魏)”、“式(弑)君父以班爵禄”、“体乾法坤(发髡)”、“藻饰(早失)太平”、“天下有道(有盗)”等等(同上书)，都被朱元璋用奇异方法理解成诅咒自己的句子，而把倒霉的作者一一处斩。类似因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惨遭杀身之祸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毫无理性的怪诞行为，简直就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迫害狂!而这些暴行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不受限制的专制君主拥有随意杀人大权的缘故。
　　
诗人高启，归隐于元末乱世之中，曾有讥刺元顺帝的《题宫女图》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对号入座，认为对自己“有所讽刺”，只是“帝嗛之，未发也”。(《明史·高启传》卷285)洪武六年(1373年)，苏州知府魏观，延聘高启、王彝等名士为幕僚，并在张士诚宫殿遗址修建知府衙门，请高启作《郡治上梁文》，其中有“龙蟠虎踞”之句，被人告发。朱元璋认为，“龙蟠虎踞”之地为帝王所居，高启把张士诚的旧址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次年，上任不足二载的苏州知府魏观和幕僚王彝被问斩于南京，39岁的高启则被格外重处以腰斩，“截为八段”。(祝允明《野记》)
　　
当时因诗句遭杀身之祸的例子举不胜举。“佥事陈养浩做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刘辰《国初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