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恐怖的文字狱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一个因贪赃而被撤职的知县吴之荣偶尔看到该书，便买了一本，借以恐吓和敲诈庄廷龙的父亲。此时庄廷龙已去世，庄父将敲诈者顶了回去，吴之荣一气之下告到北京。朝廷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查了两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已故“主犯”庄廷龙，依照大逆律被“剖棺戮尸”，庄氏全族和为《明史辑略》写序、校对、刻字、印刷、卖书买书者以及当地官吏70余人重辟于杭州，其中凌迟18人，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边疆充军。
　　
此案定谳后，一些恶棍纷纷效法吴之荣，专去寻找别人文字中的罪证，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清初大儒孙奇逢80多岁时写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意在思念亡明，孙奇逢因此成为钦犯，解京入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刻上。例如，胆大心黑的沈天甫等人，当时假托陈济生所编，刻印了一本诗集，把内阁中书吴元莱等名士巨室700余人诬为诗作者。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幸经刑部审理，总算真相大白，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但多数被诬告者并没有吴元莱这样幸运。
　　
康熙朝的文字狱与后来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还算小焉者也，但也杀了不少文人。例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为愤慨，便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笄者发边”，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为《南山集》作序捐款刊印出版的汪灏、方苞等很多人，皆以谤议罪被处以绞刑、斩刑，其妻妾、子孙发宁古塔(黑龙江省宁安县)充军，受牵连者达300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应处斩的戴、方两家亲属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仍被发棺戮尸。(见全祖望《鲚琦亭集外编》卷22)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字亮工，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一等公爵，其妹妹又是胤禛的妃子，逐渐开始居功自傲。胤禛早有杀机，只是暂无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群臣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吹毛求疵，指责其字体潦草，又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然而，胤禛可不管这些，故意借此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于是，那些见风使舵、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趁机群起而攻之。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劾成92条大罪，“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胤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诛戮流放，无一漏网，凡与年羹尧稍有牵连者皆遭重处。
　　
胤禛能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实赖年羹尧、隆科多二人之力最多，“非得(二人)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此外则年、隆赞佐密谋时，必有许多不可告人之隐，若留活口，终是后患”。(王锺翰《清史杂考·清世宗夺嫡考·阿、塞、年、隆之狱》，中华书局1963年版)。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之后，帝王往往要藏弓烹狗、卸磨杀驴、继续革命(革自己人之命)，其手法就是从对方文字言论上找问题，上纲上线、诬以谋反、定点清除。
　　
年羹尧毕竟不是文人，胤禛随后制造的汪景琪、钱名世、查嗣庭“文士三狱”，对知识分子的震慑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