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恐怖的文字狱

　　
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做了年羹尧的幕客，曾称颂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并着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与年羹尧收藏。书中有“皇帝挥毫不值钱”、“功臣不可为”及“狡兔死走狗烹”之句。胤禛读后怒不可遏，遂在首页提笔痛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处罪谕旨称其“做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着查出，一一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浙江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汪景祺被立斩后，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悬挂)了十年!这种残酷至极的“文字狱”使中国许多聪明之士纷纷把“莫谈国事”、“明哲保身”作为座右铭，气节每况愈下，奴性则蒸蒸日上!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逃。胤禛加给他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御笔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以为谴责;且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是否悬挂，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
　　
当钱名世离京时，胤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385人奉诏做诗。胤禛按照诗作优劣，评定甲乙，予以奖罚。正詹事陈万策写下“名世(钱名世)已同名世(南山集案的戴名世)罪，亮工(钱名世字亮工)不异亮工(年羹尧字亮工)奸”诗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胤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处罚超过了“正犯”钱名世。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兄弟也因诗作“乖误”被革职。
　　
在争相批判钱名世的运动中，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都察院浙江道御史谢济世分别写下“百年遗臭辱簪缨”、“自古奸谀终败露”的诗句，但不久他们二人就陷入文字狱，成为死罪。胤禛对这些“大批判诗”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令其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刻进呈”，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
　　
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主持江西考试，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雍正皇帝胤禛认为，“维止”二字是存心砍掉“雍正”之头!查嗣庭有口难辩，被迫自杀，但仍被戮尸、枭首，所有儿子一律处斩，其余家人贬窜边疆，受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
　　
这一年，胤禛见工部主事陆生楠奏折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语出《尚书·虞书·大禹谟》，意谓顺道而行则吉，反道而行则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于是把陆生楠革职，与因弹劾田文镜蹂躏士人而获罪的都察院浙江道御史谢济世一同发配新疆阿尔泰充军。
　　
陆生楠在阿尔泰着有《通鉴论》十七篇，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同时劾奏谢济世在阿尔泰所着《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胤禛得奏，即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陆生楠《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认定其“罪大恶极，情无可逭”。而对谢济世书中“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尤其切齿，在上谕中斥责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雍正帝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然后，命九卿大臣定议陆生楠、谢济世应治之罪。群臣拟将二人一同处死。胤禛却别出心裁，密谕锡保把二人一同绑赴刑场，陆生楠被就地正法，谢济世却被当场宣布免死!无非是玩更毒辣、更恐怖的“猫戏老鼠”。(见《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 谢济世着书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