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恐怖的文字狱

　　
想当初，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弘历正式即位，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并谕示刑部：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审案法官如果刻意比附成狱，以“故入人罪”论。同时谕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这一“宽刑错”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急剧蔓延的“文字狱”风。如此宽大的政策，可把文人秀才高兴坏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皇帝“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大家无不庆幸天下遇到了“盛世明君”!
　　
然而，就是这个“盛世明君”，竟然最善于制造创纪录的文字狱!
　　
其实，“盛世明君”才容易制造文字狱。一般说来，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基本稳定以后，统治者往往要严明君臣法度，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文字狱便应运而生。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和权威。只有在“圣明天子”或“伟大领袖”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而且越是统治稳定的“盛世”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乾隆皇帝是“盛世天子”，在位十几年后，随着统治政权稳固，文字狱当然兴盛。
　　
按说，盛世的王朝应该最富于宽容精神、最少思想禁锢才对。然而，政治的辩证法表明，盛世的君王大业告成，往往会自我伟大起来，自认不可一世，恰恰不容臣民冒犯。在“盛世”的背景下，社会比较安定，中央集权的势力强大，专制君主有了骄傲的资本，威望无比，“伟大”过度，往往变得暴戾恣睢，不可理喻，客观上也有工夫、有权威、有能力、有条件抓住一字半句无限上纲，肆无忌惮地掀起文字大狱，以“摧折士气”，而不怕引起反抗和内乱。当此时也，天下士人也没有办法反抗。
　　
乾隆朝的特大文字狱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和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着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与守备刘时达合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皇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造舆论，以制止皇帝劳民伤财的首次巡游江南。次年六月，“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官府发现，奏报朝廷，弘历大怒，下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结果全国18直省，都在暗中流传，甚至上层官员也牵涉其中。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280余人，湖广、江西更多。
　　
到十八年(1753年)二月，弘历感到再追查下去弊多利少，遂下令将所谓正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两个儿子一并处斩，刘时达斩决，株连下狱达一千余人。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全国18省及边远土司地区的伪孙嘉淦奏稿清查案才算了结。(同上书，补辑《伪孙嘉淦奏稿案》)
　　
第二年，礼部侍郎、满族官员世臣做诗云：“秋色招人懒上朝。”弘历抓住后三个字，认为世臣染上了汉人懒惰习气，不想上朝，下令将其革职，发配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