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弘历分析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更离奇的是,胡中藻所着《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弘历认定后二字居心叵测,辱骂清朝为“浊清”,将其处斩。(同上书,第一辑 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着名学者全祖望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其仇家向乾隆帝控告说,这是骂我大清为“贼清”!于是全祖望被构陷成狱,幸有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方得赦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湖北恩施有个疯癫病人刘三元,某日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室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这句疯话被奏报给乾隆皇帝,成为谋反罪证,疯汉刘三元竟被凌迟处死!类似的精神病患者犯忌被处斩的文字狱案件达十几起。与疯癫病人较真的政权岂不有病乎!
  
江西新昌县(今宜丰)举人王锡侯,自幼聪明过人,学问渊博,一生着书十余部。乾隆三十四年(1969年),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犹散钱”,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他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字,汇萃一处,着成一部40卷的《字贯》。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因而该书尚未正式脱稿,就得到不少人赞赏。在友人的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锡侯的仇家王泷南,上书江西巡抚海成,指控王锡侯诋毁钦定的《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报朝廷。乾隆皇帝看了奏折,进一步发现《字贯》的凡例将孔子、康熙帝玄烨、乾隆帝弘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于是,海成立即率官员兵丁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槛车,解押入京,并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将书中“悖逆狂妄之处”再次奏报弘历。十二月,王锡侯一门在京尽皆斩首,“被诛时情状甚惨”。(胡思敬《盐乘》)凡为王锡侯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弘历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侯“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随后,将王锡侯79本着作、17件手稿、已印好的261部《字贯》、各种书版2174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等9种52本藏书全部销毁,造成一桩特大的文字冤案。(见《清代文字狱档》补辑,王锡侯《字贯》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去世后,留有《一柱楼诗》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乡人蔡嘉树与徐家发生土地纠纷,遂向东台县令举报说,徐家所刻《一柱楼诗》中有毁谤朝廷的文字,如“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一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其中“明天子”被认为是明朝天子,“壶儿”是骂满清为“胡儿”。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甚广,只要涉及到一柱楼诗者,一个不漏地遭到查办。其时,徐述夔和儿子徐怀祖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解京处斩,诗集销毁,当地藩司陶易等连坐置重典。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之句,认定两个族人徐首发、徐成濯,名字连起来为“首发成濯”,是嘲讽清廷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只好隐姓改名,甚至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追究。(同上书,补辑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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