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堂：恐怖的文字狱

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曾为徐述夔写过传记，称赞传主“品行文章皆可法”，且其《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于是下令把去世多年的沈德潜挖出坟墓，剖棺剉尸，“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同上书，第七辑，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案)
　　
与此同时，有个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其中“并无悖逆不法字句”，但他姓“龙”，又取名“凤祥”，大概被认为冒用了皇家的专利，乾隆四十四年初，龙凤祥被糊里糊涂充军到伊犁。(同上书，第三辑，龙凤祥《麝香山印存》案)。
　　
同年，有人检举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同上书，第四辑，李驎《虬蜂集》案)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年已六十的广西生员吴英，擅自关心国家大事，竟向藩司朱椿“拦舆献策”，提出减免钱粮、添设义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等五条合理建议。广西巡抚姚成烈接到朱椿的报告，又细阅吴英的策书，发现其中第一条有言：“今有一善术焉，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但其思未远，其泽未长。……圣上有万斛之弘恩，非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甚可惜也。”而这段为“圣上”弘历歌功颂德的文字，恰恰出现两个要命的“弘”字。于是，姚成烈这条助纣为虐的鹰犬毫不迟疑地把吴英抓了起来，并向皇帝密报邀功，言“策内第一条有干犯皇上御名二处”。曾经一再降旨声称“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的乾隆皇帝，此时立即作出朱批：将吴英凌迟处死，其子吴简才、吴经才及胞弟吴超等人斩监候，吴家妻、妾、媳及未成年的侄、孙等人悉给功臣之家为奴。(同上书，第五辑，吴英拦舆献策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理寺卿尹嘉铨已退休在河北博野老家，着书自称“古稀老人”。当年四月，弘历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但没有圣旨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便草拟一份为老爹尹会一请谥的奏折呈送上去。乾隆帝看到这份“为父请谥”的奏本，十分恼怒，当即提笔朱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不知利害的尹嘉铨接着又奏上一本，请求将他的父亲从祀文庙。弘历当即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更严重的是，弘历对年过七十的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这一点不可饶恕，怒吼说：“朕为古稀老人，早已诏告天下，他竟敢自称古稀老人?”于是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罪名，下令将其绞死。(同上书，第六辑，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
　　
杭州卓长龄着《忆鸣诗集》，“忆鸣”被乾隆帝认作“忆明”，即思念明朝，因而称卓氏一家“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 乾隆四十七年，判定卓长龄及儿子卓敏、卓慎、族人卓轶群等五人“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碎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同上书，第五辑，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