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谁在吞噬财富谁被榨干血汗？

这几天，相信很多人都看了一篇《一个“休而不退”者内心深处的愧疚》的文章，文章自诉：他从2008年开始就过着所谓的“散吏”生活，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什么都不干，照样拿工资，照样享受一点都不少的福利待遇；至于工资，年薪超过12万元！

作者是个少有的良知未泯之人，自诉愧对含辛茹苦的劳动者，称很多人起早贪黑，辛苦劳作，最终只是养活了一群尸位素餐者！如今在中国，有太多这样的人，拿着不低的薪资，或四处架鸟遛狗，或每天看八卦新闻搞笑剧，或热衷于网络游戏，或到处游山玩水……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场生态图。

这样的人中国财政供养了多少？至今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数字。不同部门的说法也不同，有说1/18（约7000万），1/26（约5000万），1/28（约4799万）和1/37（约3500万）等多种版本，也有调查显示：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数截止到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前参事任玉岭曾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官民比例早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财政饭的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数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到强力的反弹。

长期以来，官民供养比例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官方宣称中国公务员队伍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财政供养了7000多万人，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所谓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以及福利待遇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

如此庞大的食利阶层，再多的纳税人也不堪重负！财政部最新的财政预算显示，201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高达18万亿，而收入不足16万亿，安排预算赤字2.18万亿！这是中国历史上预算赤字最高的年份，18万亿的财政支出有多少用在纳税人身上，几乎没什么人知道。

我的一个熟人，年前刚刚在广州办完退休手续，她大学毕业就来广州花都打工，连续工作缴社保医保将近32年，只因户口不在广州，现在退休之后，在广州每月的退休金只有1700多元，1700多元在广州居家过日子，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计和温饱，象她这样在城市领取低廉退休金的人绝不是少数，与那位提前退休的官员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养老金最低的每月只有200元，最高的却是上万元，两者相差50多倍，这就是中国养老制造的现状，而在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只能领取几十元的低保。

一位拥有40多年工龄、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级人才，退休后养老金是他在党政机关退休的大学同学的1/4。这一悲催的制度设计，导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自已不用缴纳一分钱养老金，却领着高出掏钱交养老金人员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养老金。

我国从1996年才开始全面推行个人自缴养老保险，迄今为止，不过20年时间，各地就出现巨大的养老金缺口甚至收不抵支，因而政府迫不及待要推出延迟退休方案。延迟退休将影响上亿低收入群体和体力劳动者，他们许多人都是上一波国企改革的受害者，许多人失业之后自掏腰包替自己也替企业缴社保和医保，许多体弱多病者甚至希望提前退休。体力劳动者随着年龄增长，体力每况愈下，打工谋生艰难，退休后可以获得稳定的养老金收入，对于打工收入不高的人来说，养老金甚至高过打工收入。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退休金高低仅与退休者在职时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多少和年限长短相关，而与其职业身份无关。而中国实行的是按职业身份划分的养老金制度：公务员退休金比同龄事业单位的至少高60%，事业单位比企业和自由职业退休金至少高50%，前二者退休前不用缴养老保险费，后者每月须缴养老保险费且至少缴满15年才能领取基本养老金！

不仅社保，医保也分三六九等，一个所谓的高级干部，一年用掉的医疗费用，很可能是一个地区乃至成千上万人的医保费用，其享受的医疗保障，是西方国家的亿万富豪也望尘莫及的，而老百姓却处处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许多一线城市医院活跃的票贩子，能够把一个看病的号炒至5000元，可见这个国家的医疗体系己经完全瘫痪，弱势群体只能处于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

《南方人物周刊》曾报道，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新干部病房大楼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设有省级、副省级、厅级及离休干部保健床位257张。有网民改成“吉林大学一医院：穷奢极欲的八星级干部病房”帖子，发在国内各大论坛。短时间内，该帖在微博被转发数千次，很多网民跟贴评论。

奢华病房耗资4.8亿元人民币，内部配置全是国际顶级进口设备，只有副厅（局）级以上干部才能入住，“奢华程度超出想像”。进入大厅，豪华的中央吊顶大灯与镶花地板交相辉映，与正门相对应的是一座假山，周围设有板凳供人休息，而每个楼层设置的医护工作站宽敞整洁，看上去像是五星级酒店的前台。

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他还透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中国卫生产业》杂志2006年12期）

官吏多赋税重往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信号，当皇亲国戚人数暴增，各种赋税也必然加重，其结果必然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导致官逼民反抗争不止，因而重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剧。

冗官多，自然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但还远不止于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导致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政府管理的无效率也导致社会经济民众生活无序失衡。冗官太多，除了内耗，就是将权力之手伸向老百姓，不仅破坏社会秩序，还会疯狂寻租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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