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燕：我为什么憎恨道德婊？

这两天看了许多关于雷洋的文章，其中有两个人的观点，我想提出来再次和大家分享。一个是李剑芒的观点，他提到了对性的控制是一种低级的管理手段。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在几年前看过台湾“性与政治”方面的着作时，已经有所体会。因此上，我在文章中，多次把扫黄称为“政治运动”，而不是“社会公务”。因为它是一种基于政治需要的行为，而不是社会需要。老百姓需要扫黄吗？不，老百姓害怕扫黄。那个憎恨性工作者的“朝阳群众”并不是大多数，也许并不是具体存在。

如何理解性是一种政治手段呢？

我来打个比方。中国的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管理者。他要维持课堂秩序，要求学生“腰板挺直，手放背后，眼睛看着黑板，不许交头结耳，不许下位！”只有把这些命令执行下去了，他的授课才能顺利进行。因为课堂是老师执教的地方，老师必须完成他的课业。

如果有人交头结耳了，他会把这个人纠出来，罚站，有时候还要羞辱学生一番，说他影响了其他同学上课，不是个好孩子。

同样，管理者为了方便管理，也不许民众说话，不许扎堆，不许卖淫嫖娼，不允许有太多的自由。形成井然有序的局面，这才能显示他的权威与能力。

卖淫嫖娼的人就像课堂上的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好动，那是天性。就像男人想买春，也是出于本能一样。是可以理解并可以原谅的。但当权者把这些卖淫嫖娼的人变成坏人。一方面从法律层面给予打压，另一方面还要做道德惩罚。

政府扮演着，执法人员和卫道士的双重角色。法律要求严谨，中性，公正。但在执法的时候，还要追求道德快感。因此面对违法人员，除了法律要求的内容，在不被追究的范围上，会通过自己的判断，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多余的暴力。而在这种个人的道德裁判之下，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还有出于人性的关心与关怀就少了。

因此，许多学者就有这样的共识，如果一个社会人人讲道德，不讲规则，就会堕落成一个肮脏的地方。

为什么我历来憎恨道德婊？因为他们是帮凶。他们帮助当权者建设道德牢狱，囚禁天然人性，破坏社会自由。

就像这一次雷洋之死，网上就有传闻，警方试图通过水军来进行道德宣示，散布“嫖娼该死”的言论，为自己的暴力行为寻找合理依据。如果“嫖娼该死”，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这种利用舆论在死人身上使用道德鞭型的行为，这种“嫖娼该死”的管理逻辑，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可它就在发生。

聂圣哲的文章《嫖了半个娼，丢了一条命》也总结得挺好的。

整合起来就是两点：一是中国的教育中，缺少人性关怀，权利意识。缺少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的理解与尊重。也就是说，这些执法人员，从骨子里就缺少这些东西。事实上我认为，管理者对于“卖淫嫖娼”行为，始终就没有一个健康，正确的态度。统治者自己缺少的东西，执行者身上又怎么会有？

二是问题出在管理上。警察职业非专业化，协警，便衣，这些到底是不是民众可以完全信任的人？雷洋死之前喊的那句话，“假警察，救我！”让我心痛，也暴露出执法秩序的混乱！

那么针对这两位老师提出来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针对第一点，我认为李银河老师的观点，是比较中恳的。针对个人自愿的卖淫行为，实行除罪。也就是说，人家一个人想找点乐子，就不要管得太宽了！这样，就给了一些性饥渴者，性压抑者一点释放的空间。同样，这样做也是给警察松绑！因为个人卖淫是很难取证的。犯不着用“生命”去抓个嫖。也犯不着为了抓个嫖去要了人家的命。这些年，在扫黄过程中，跳楼死的，上吊死的，吓死的，羞死的，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已经数不胜数了。

第二个办法就是在体制内，做权利教育。小时候没有学不要紧，现在学也来得及。学习权利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防止自己不侵害其他人的权利，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老百姓自身不受侵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更好的跟老百姓沟通。

不要在老百姓感叹生命脆弱，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突然离逝，希望有人出来说明真相，承担责任的时候，而你却大谈嫖娼，寻找死者该死的原因，简直不像同属人类。

这两年经历了许多执法人员暴力致死民众的例子。比如强拆中，城管，还有警察扫黄，每一次民众都在看政府的表现。可没有一次，能做得有担当，干净，漂亮。每一次都是将受害者的血水混合着水军的口水，把事情糊弄过去。虽然很多人嘴上没有说，但心里都清楚着。这是比嫖娼丢命更让人心寒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