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共济会控制赵薇、朴槿惠深陷邪教，为什么中国人尤其喜欢阴谋论？

19世纪末，大清国还没完，帝国千疮百孔，西方人蜂拥而至，有的带着枪炮，武力扣关，但也有的捧着圣经，奔赴这片尚未被上帝垂顾的异教徒之地。不过迎接这些传教士的，不是膜拜，而是戈矛。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全国各地教案频仍，超过400起。

大清国要完，得怪阴谋论

教案的起因，往往是阴谋论，指责传教士们为非作歹，行径变态，“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诸如此类的记载很多。历史证明，这些都是谣言，来华的传教士不说绝对纯良，但至少比地痞恶霸良心得多，但在当时，匪夷所思的描述不仅引起共鸣，甚至成为激化冲突的利刃。

其中最严重的教案，是义和团运动。1900年，山东等地农民打着义和团的旗号处死了很多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义和团运动起初受到清廷肯定，但随后引起西方反弹，导致八国联军侵华，已经半截身子入土的大清国又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极端点说，大清国是阴谋论害死的，也不是全无道理。

阴谋论引发了义和团运动，给了鬼门关前的大清国临门一脚 /Wikipedia

时光流转，大清国早已完了，阴谋论却依然“阴”魂不散。机场读物里，有两种书最受欢迎，一种是让你幻想一朝暴富的成功学，一种是让你觉得暴富后能玩转世界的阴谋论。《货币战争》、《谁在真正统治世界》、《美元大崩溃》、《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光是看书名就徒生一种掌握国家机密的快感，仿佛聆听到北京出租车司机师傅般的教诲。而在网络上，赵薇受到共济会控制、朴槿惠被邪教洗脑、转基因是帝国主义的生物战等危言耸听的阴谋论时刻赚取看客的流量和点击。

人人都爱阴谋论

虽然这些阴谋论已经发挥不了让大清要完的威力了，但让人不免深思，为什么它们如此受欢迎，在中国更是登堂入室，甚至成为主流。

对于阴谋论，学者们的定义五花八门，但都八九不离十。综合来说，大概就是认为某一事件或某种现象是由幕后高人控制，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者、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刻画的阴谋论者典型思路是，“战争、失业、贫困、短缺等坏事，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或团体故意实施的。”他认为，阴谋论其实是有神论的演化，跟荷马史诗所体现的社会理论很相似。荷马史诗中，人类的行为都不过是诸神的体现而已。阴谋论是将诸神替换成有权势的一小撮人，他们是重大事件或灾难的肇始者，是罪恶的根源。

阴谋论不是中国特色，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阴谋论。即使是民众素质远高于中国的美国，阴谋论也不乏拥趸。2004年8月，民调机构Zogby International调查发现，49%的纽约市民相信美国政府事先知道911恐袭，故意没有采取行动。196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美国政治的妄想风格》中论述，美国有很多妄想型阴谋论者，他们认为“历史是阴谋，由拥有近乎无穷力量的邪恶势力驱动”。

对于为什么人们爱信阴谋论，有学者归因于“基本归因谬误”，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在理解他人行为时，普遍高估个人因素，而又严重低估外在因素。阴谋论将个人作用发挥至极大，认为一小撮人能够呼风唤雨、扭转乾坤，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本质，往往不受人为控制。波普尔亦有此论，“社会生活的显着特征之一是，没有什么是完全按计划进行的。事情总是出人意料。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结果与我们所希望的效果很难一致，事情的发展通常不是我们想要的。”

在拉丁美洲，阴谋论也是盛行已久。Victoria Emma Pagan在《拉丁文学中的阴谋论》中也认为，阴谋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质上是错误的”，因为只提供了简化的解释，而不是最好的解释，真正的动因往往是复杂多样的。

《货币战争》这种阴谋论着作在以小清新着称的豆瓣网，超过60%的读者给了四星及以上评价

而阴谋论在中国非常流行几乎是共识。很难想象在其他国家，《货币战争》之类的阴谋论着作能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在豆瓣上，这本书目前有近五万人读过，评分7.3，不论是阅读数还是评分都非常可观，甚至被大学老师指定为推荐读物，被官方拿去研究。且不论在经济、文化上中国是不是大国，至少在阴谋论方面，中国绝对遥遥领先。

于是，一个问题呼之欲出，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热爱阴谋论？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也是阴谋论

中国拥有适合阴谋论滋长的丰沃土壤——与阴谋论同出一源的历史决定论。卡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 ( historicism )就是阴谋论的一个变种。历史决定论假设历史是有运行法则的，可以推测出终点。这种思路与阴谋论如出一辙，阴谋论认为历史事件由少数人在幕后安排的，事先就已决定。历史决定论在中国有广泛的市场，在卡普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为阴谋论的传播种下了意识形态的种子。

以官方姿态散播阴谋论也是中国特色，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处在封闭状态的中国人，是典型的“妄想型阴谋论者”。这个词的创造者霍夫斯塔德坦言，“我称之为妄想型，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词能恰当地体现我所想的这些过度的夸张、怀疑和阴谋幻想了。”文革期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走资派篡权”、稍有不慎即被视为资本主义走狗就要被砸烂狗头，这种“过度的夸张、怀疑和阴谋幻想”是阴谋论的极端形式，但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是常态。

一直致力于反转基因的崔永元 /CFP

历史决定论仅仅只是为阴谋论盛行提供了意识形态环境而已。哈佛大学的学者Cass R. Sunstein和Adrian Vermeule认为，阴谋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残缺的认识论” ( crippled epistemology ) 导致的，通俗来讲就是，阴谋论者根据匮乏的相关信息推导出的错误结论。

两位学者认为，阴谋论盛行与所处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关系很大。自由度大的社会里，观点是自由传播的，信息很少受限，尽管也不乏阴谋论，但越来越多的信息披露后，很多阴谋论都不攻自破，相信的人也越来越少。美国着名的阴谋论，如肯尼迪为中央情报局探员刺杀、人类登上月球是美国政府造假、马丁·路德·金被联邦调查局刺杀等，如今已成为笑谈，信者寥寥。

但在中国，形势恰好相反，阴谋论从肇始到发酵，往往是愈演愈烈，最后甚至发展成主流观点。在处处受限的中国，阴谋论者更容易使用“偏轨的证据 ( errant data )”，所谓偏轨，就是不健全，信息生产组织无力提供全面而真实的信息，人们只能依靠偏颇乃至错误的信息，进而演绎成阴谋论。

“吃瓜群众”更像是“傻瓜群众”

对于大多数事件，人类是缺少亲身体验和直接信息的，必须依靠他人、大众传播机构乃至政府。而缺乏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天然对权力机构报以警惕。比如在中国，新闻业广受诟病，记者常常被戏称为“妓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转而相信没什么根据但足够有噱头的小道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本该是权威信源的政府，其公信力也相当低，坊间甚至有戏言，凡是官方辟谣的，一般都是真的。这与学者Juha R?ikk?的研究相符，相信阴谋论的人也倾向于否定所有知识生产机构。

转基因阴谋论的传播是很好的例子。转基因阴谋论有多重版本，轻者认为是孟山都等外企为了占领中国市场而派遣的特洛伊木马；重者认为是美帝国主义的“种族灭绝”措施——甚至包括一些具有军方或政府背景的媒体。尽管已经有无数科学实验证明，获得批准的转基因农作物无弊无害，但阴谋论者从来不相信，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诸如崔永元也极力反对转基因。民众不相信本该提供权威信息的政府（即使是农业部认证了的转基因作物也遭到抵制，因为政府的公信力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破产），也不相信“妓”者的新闻。

政府过于强势，普通民众被迫处在政治话语的边缘，据学者Volker Heins研究，这种“政治疏离” ( political alienation ) 促长了阴谋论。如果民众感到被社会疏远，那么通常就将自己视为权势阶层的掌中玩物，例如在中国当下的话语场里，很多人自嘲是“屁民”，而不是公民。

被污名化的，不止是新闻业。眼下的中国，几乎所有职业都有被污名化的趋势。这种反智倾向是民粹的表现。民粹是阴谋论滋生的土壤，阴谋论深受民粹主义者的喜爱。霍夫斯塔德发现，美国的草根普遍相信“存在一种非常简单的大型斗争，其核心是某种阴谋力量。”美国如是，中国不遑多让，擅长阶级斗争的中国人，对于”大型斗争“的存在习以为常，“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受害者心态也或多或少地残存在意识里，与阴谋论的话语体系不谋而合。

受到闺蜜干政影响的朴槿惠虽然压力重重，但是事态远没有中国阴谋论者描绘的那么玄乎 /CFP

由于国内的禁忌，当外国发生类似阴谋论时，中国人尤其买账，譬如近来流传甚广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信仰邪教”，任由闺蜜崔顺实干政。尽管朴槿惠确有不当之处，也在韩国国内引发大量抗议。但传到了中国大陆，就成了朴槿惠“被邪教控制”，把在韩国的三流消息放大成主流报道，朴槿惠被崔顺实“用法力迷惑”，甚至建立了神秘的宗教团体专门干涉国政，俨然是韩国拉斯普京。

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熏陶，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保障不力，加上官方和媒体的失信，练就了天生爱信阴谋论的中国人。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其实更像是“傻瓜群众”。

参考文献：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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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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