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站在台上的我，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

但我欣赏他的诚实。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学，所处的氛围曾经被称为“火红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侬发表的Imagine所倾诉的，那时的港大学生，在英国帝国统治的阴影中，是多么憧憬那个红色的“祖国”可以带来公平正义和民族自尊。周伟立所说的“师兄们”，就是那“火红的年代”里拥抱着纯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轻人。他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来代表，在他脱口而出的那一个刹那，我就懂了。

可是这首歌我没听过——我想听，而且这一半陆人一半港人的场内，各自都有自己坚持的信念和立场，听一首对方深爱但是自己不识的歌，不是最好的倾听吗？演讲的最终目的，其实不在于讲，而在于倾听。我的念头全部都在一瞬间闪现：不管在本地政治正确不正确，让我们听听这首歌吧。于是我当场邀请大家一起合唱。

听众开始唱时还有点害羞，零零落落的，但是旋律的优美有一种感染力，一会儿就唱开了。歌声流荡，化解心中原有块垒，坐在一旁不相识的人在唱歌时相视而笑，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于是让大家合唱的时间拉长一点，虽然演讲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让我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就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在港大大堂里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几分钟，在当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咏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那是非常纯净的几分钟。

歌的意义会转换，歌的温柔力道强于刀剑，正好是我整个演讲的核心。

当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被切出一个碎片，然后那纯净自然、敞开倾听的片刻突然变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东西，我只能说，这样充满猜疑地活着，不累吗？

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