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刘桓：目前个税的重负落在普通百姓身上

作为今年重要的改革议题，个税起征点一直没有淡出公众视野。个税改革事关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一年已经快过去一半，个税改革应该如何“改”？6月5日起， 网易研究局将陆续推出关于个税改革的重磅采访和调查，敬请关注。

今天的个税改革系列文章我们专访了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刘桓。

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刘桓

网易研究局：个税免征额是3500元，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刘桓：中国的个税免征额，其实严格说起来叫“必要费用扣除额”。它的算法考虑两个因素。首先考虑个人生活的基本费用，第二要考虑人口的赡养系数。当初设计这个办法的时候，中国还是独生子女政策，就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夫妻俩都挣钱的话，那等于每个人要养1.5个孩子，所以我们说这个最低的生活标准就是按照是1.5的生活标准去设计。

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征收个税以来，个税一直是按照这个方法测算的。最近这些年，大家觉得这个办法有点粗糙了，只考虑孩子的费用，但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区域之间的差异。比如在北京，3500块钱对年轻人来说，连一套房子都租不起。但是如果去一些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的话，3500元的收入应该说不算太低。个税改革要考虑到地方之间经济收入的差异，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基本前提。

网易研究局：您觉得3500元的个税免征额目前合适吗？

刘桓：我认为可能不太合适了。3500元的个税免征额到目前为止已经实行了七年左右。第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在提高，过去一些我们认为稍微奢侈一些的产品或者生活服务，目前都很正常了。比如手机，用流量上网，还有很多数字化产品的消费，当时被认为是奢侈的产品，现在都是必需的。所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个税免征额应该提高一点。

第二，不管怎么样，物价水平在提高。虽然这些年中国的CPI指数不高，但是其实CPI指数当中有些东西和百姓的关系不大。和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像服务、住房，还有我们说的饮食，包括肉蛋菜奶等这些都在涨价，所以这个最低费用标准应当是与时俱进的。

网易研究局：个税免征额调到多少合适？

刘桓：我认为单一的去解决每个人人头有份的，多少都不合适。因为个税免征额如果太高，恐怕经济较落后地区税收会减少，人家不愿意；如果确实和当地收入水平差得太多，也会引起民众不满。如果个税免征额很低，那么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物价很高，那么大家又觉得个税会打扰人的生活，没有体现出基本生活费用不纳税的原则，因此应当因地制宜。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今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应当是人代会制定一个标准，比如5000元或者是6000元，但是允许各个地方有差异，可以自己选择，体现出中央政府对地方因地制宜的授权，这样我认为比较合适。比如个税免征额是5000元，地方政府如果觉得有点低，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上调20%到6000元；如果地方政府觉得有点高，经过当地政协、人代会的讨论，可以降低标准，比如降到4500元、4000元。但总而言之，个税免征额这个标准在国家制定后应当有弹性，让地方有自主权，这样做可能比较合适。

另外应当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考虑物价水平，第二考虑现有的人口赡养系数，第三就是要考虑物价上涨的节奏。很多国家的工资标准，是随着国家公布的物价标准的提高或者降低而变动的。中国如果工资和物价水平挂钩，恐怕这个范围太大。但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随着物价指数上调和下调，这是应该的。

网易研究局：现在交个税的主要是哪些人？

刘桓：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大概是在2016年，已经超过1万亿元，它大概占全部公共预算收入比重是6.32%，占税收收入比重大概是7%左右。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过，就这百分之六点几或者百分之七，就是这1万亿元当中，大概超过60%以上是来自工薪阶层。

这和我们国家目前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是不一致的。在中国目前全部的居民收入当中，来自于工薪阶层部分的收入，大概占全部比重不到40%，不到40%的收入，却承担着60%以上的税收，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在的制度设计框架之下，个税的重负是落在普通百姓身上。

其实完全凭工资，很难成为亿万富翁。王健林曾经说过，年轻人要设立一个小目标，要赚到1亿元。我仔细算了算，1亿元收入的人决不是工资收入的人。挣工资要挣到1亿元那要挣到什么份儿上呢？一个年薪100万元的收入的人，要100年才能攒到1亿元。一个人能活100年吗？能挣工资100年吗？不可能。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负担，60%以上是由工薪阶层承担的，这说明其实目前个税负担工薪阶层是重于一般的富豪阶层的。

仔细分析起来，这其实和税制设计有关系，也和征管的体制有关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一个人收入超过每月83500万元，那么超过83500元的收入的边际税率就是45%。但如果同样的收入是来自股东的分红，比如说股息红利，只纳20%的个人所得税，它不累进。因此假如说，你挣工资挣好几百万元，边际税率是45%；但如果你拿股息好几百万元，税率是20%，等于低了一半多。

按照税收基本原理来说，应该是和劳动越近的收入税越低，和劳动越远、和资本收入越近的收入税越高。但是在中国正好是逆向的，劳动所得税收是明显重于资本所得的，这是不应该的。中国今后的个税改革，要注意克服这方面的不足。

网易研究局：如何看待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高管等高收入者的个税返还政策？

刘桓：据我所知有两个不同的途径，一个是正当的途径。比如说一个公司，单位的会计为全体员工扣税，执行这个政策过程中，公司本身是有成本的，因此可以按照征集的税收，上交税收一定的点返回，但是这个返回一般是归公司所有，一般是上交工资的1%到1.5%左右返回，这是正常途径，这在中国叫代办手续费，就跟代办机票道理是一样的。

有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在吸引人才、提高竞争力方面要有所举措，因此就把税收的一部分还给个人。在中国目前按照财政管理体制来看，税收征上去以后，中央得60%，留给当地政府40%，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吸引高端人才，就把地方所有的这40%，一定程度的，或者全部的返给纳税人，用这个办法吸引投资。

这个做法全国不一样，因此就造成了不公平竞争。这个做法大概是需要在今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当中进一步厘清的，就是到底允不允许地方这样做，如果不允许，那么某个地方这样做就是恶性竞争；如果允许，那应当出台一个条例，允许在多大范围返还。这里有一个制度规定的问题。

网易研究局：您的个税改革方案是什么？

刘桓：参考国际经验，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个税改成四档或者五档，就是减少层级。最高一级税率，从45%要降到35%左右。2011年个税改革，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税级从九档变成七档，低收入者大幅降税了，高收入者的税负增加了。

我算过一笔账，就是按照新旧税法计算，它的税负的平衡点是每人每月38600元，换句话说，如果你每月挣38600元，那么在2011年以前和2011年以后，纳税负担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的收入低于每月38600元，你的税负通过改革以后是降低的，反之收入是高于每月38600元，税负是提高的。这种改革体现当时的一种改革意图，就是让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

一般的税改要让所有人都受益，而且低收入者受益多，高收入者受益少。但中国2011年的改革是高收入者的税收提高了，但是真正特高收入的那帮人，就是非工资收入的人税负又没动。这是很不合理的。所以我的改革建议就是，要把最高一级的边际税率降下来，从45%至少降到40%以下，这是我的第一个具体建议。

第二个建议就是实行申报制，哪怕申报制一开始不太完善，有各种缺陷，但它是一个发展趋势。如果不这样做，那下面的改革就很难进行了。

第三个是起征点的问题，政府应该把起征点调为5000元比较合适。但是给地方授权，就是允许各地方根据5000元的起征点上下浮动。比如富裕地区可以上浮，收入不太多的地区可以下调，给地方充分考虑的余地，这样可能百姓的意见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