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高薪养廉？

文/山鬼 （历史研习社社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在百姓的口中变成了“吃拿卡要”的奸猾胥吏，尤其是近些年被中纪委打下来的众多“苍蝇老虎”，更是让百姓认定了公门之中无人不贪，经手扒皮的恶劣形象。

但是身边的一些公务员朋友也时常大倒苦水，工资太低，待遇也差，连妻子儿女都不能照顾好，实在是愧对家人和自己多年的辛苦，这样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实在是让人烦恼，为此有人也想到说，为什么中国不实行“高薪养廉”的制度呢？薪水高了，生活变得富足了，自然也就不贪了。

可在事实上中国走高薪养廉路子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以史为鉴，这虽是一句老话，但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理。以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最向往的宋朝来说，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高薪养腐”的王朝。北宋之亡，公认的有三大内在原因就是：冗官、冗兵、冗费。作为国家日常运转最重要的基石，官员的数量与开销竟然成了国家内耗的真凶。

北宋自公元960年开国到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这短短四十余年的时间，国家的官僚群体就已经是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了。在这一年因为精简机构，就“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廿二史札记》）虽说是成果颇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仅仅是被裁撤掉的吏员数量就如此巨大，那些被留下的官吏数字更是可以想见，而对于北宋的皇帝来说，为了稳固统治基础，官衔也就像是不要钱赛的，流水似的往外散。

世人皆知的“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正是出自于宋真宗赵恒的《励学篇》，这不但证明了北宋文教的昌盛，同时更是一种政策的宣扬，再加上“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理念，更让科举这项制度在宋朝声名煊赫。

为了笼络士大夫，北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鼓励科举的同时，对于屡试不中、多次落榜的士人，朝廷还开创了“特奏名”和“赐出身”的特例，以安抚人心。而对于那些凭借自己本事考中的人，更是要给他们兑现封妻荫子的承诺，如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死后，他的儿孙、门生、随从数十人都被皇帝授予官身。一人身死，多人受益，年深日久之下，官僚这个群体的身躯自然硕大无朋，而这样也导致了一个死循环，那就是官员势力越大，就会更多的争取自己圈子的利益，而利益越多，官僚的实力就越大。

当官是要给钱的，在宋代最硬通的货币不是金银，而是铜钱和粮食，所以官员的工资也分为“俸钱”和“禄米”两样，虽然看起来不值钱，但是它们的数量惊人。官员除了正俸之外，还有“职钱”，甚至是官员身边随从的衣服、食宿也都由朝廷报销，就连退休的老同志，政府都会给他们安排一些皇家庙宇、宫观做一个“宫使”，相当于今天某某荣誉主席会长之属，而且宋代的老同志可还是实打实的拿工资的，虽然比在职的时候要少，但也是平民百姓望之不可及的数字。

但这些钱都从哪儿来的呢？朝廷供养他们的钱财是大风刮来的吗？因此有鉴于宋朝的祸事，明朝恢复汉制以后，朱洪武的剥皮实草着实颇见成效，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虽然明面上不贪了，可千里做官只为钱的这句话也不是白说的。既然从朝廷手里拿不到好处，那转过身来看着身后绵羊一般的百姓，自然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清延明制，到了清朝雍正二年，皇帝下令将各级的“火耗”归公，充作“养廉银”。火耗就是因为百姓所交的税银成色、分量不一，所以由官府重新铸造成统一重量的库银，在重新熔铸的过程中银子肯定会有所损耗，所以称之为火耗，而百姓所交的税银中要预先将火耗包含在内。这些看起来“小小”的火耗有多少呢？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雍正二年，从火耗这一项中就抽取了二百八十万两的“养廉银”。

养廉银也有着自成体系的发放规格，据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这些沉甸甸、白花花的银子是否真的发给了官员们不得而知，但从清末历史中，那些贪官胥吏的身上可以看到，养廉的作用是一丁点儿都没起到。从胡雪岩借钱给王鹤龄买官，到《老残游记》中花了大把银子疏通的黄老爷，金钱在这里却是与官阶画上了等号。

但问题是养廉的效果没收到，可银子却真的从火耗里抽走了，火耗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养廉”本是一桩好事，却成了敛财的障眼法。在《清朝文献通考》中对养廉银有着一段深刻的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人总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历史经验却告诉我们，往往高薪养廉最后的结果是取之于民，肥之与君。